編者的話：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

今年7月7日，在百團大戰紀念館，習近平總書記對前來參觀的青少年學生和紀念館工作人員深情地說：“廣大青少年生逢其時，要賡續紅色血脈，樹立強國有我的遠大志向，做堂堂正正、光榮自豪的中國人，勇擔民族復興的時代大任。”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偉大抗戰精神如同不滅的星火，照亮億萬少年兒童成長之路。即日起，中國少年報·未來網以“我家的抗戰先輩”為主題，推出全媒體報道，邀請抗戰英烈、英模等的后代來講述、追憶在那段崢嶸歲月中先輩們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拋頭顱、灑熱血，抗日救亡的英勇事跡，引領廣大少年兒童傳承弘揚偉大抗戰精神，爭做愛黨愛國、勤奮好學、全面發展的新時代好少年。

“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賀綠汀創作的這首《游擊隊之歌》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在十四年抗戰中通過“繳獲”補給武器裝備時的艱苦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全面抗戰初期，人民兵工事業就在黨中央領導下迅速發展（如八路軍黃崖洞兵工廠），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提供了重要支撐。近日，原六機部副部長羅坦的小女兒蔣愛麗在接受中國少年報·未來網記者采訪時，回憶了父親在那個戰火紛飛、國家生死存亡時刻投身革命，為救民族危亡不懼拋頭顱灑熱血的光輝歷程。

羅坦

羅坦，原名蔣貴榮，曾用名蔣雄，1915年12月生于上海，1936年6月參加革命，1938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職延安軍工、晉綏軍工、川南行政公署副局長、西南兵工局處長、二機部副局長兼第五設計院院長、一機部副局長、三機部司長等職務。1963年至1982年，在六機部先后任配套局局長、宜昌三線建設指揮部指揮長、生產局局長和副部長，曾參與導彈核潛艇、導彈驅逐艦和遠洋測量船隊等新型艦船研制和生產的組織領導工作，組織引進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大功率柴油機，提高了船舶性能。1986年8月，羅坦因病逝世。

苦難童年

我的父親羅坦出生于一個貧苦家庭，爺爺奶奶在他十二三歲時因無錢治病相繼去世。此后還未成年的父親便開始了十年的做工生涯，其間不僅拿不到工錢，挨餓、遭受資本家毒打更是家常便飯。

父親幼年時曾住在上海“大世界”附近的貧民窟，在生活極其困難時，奶奶靠起早摸黑地給別人洗衣服、補衣服來維持一家的生計。

我奶奶去世后，12歲的父親成為了勤雜工，后來被送去做學徒工，受到資本家的剝削和壓榨，不但要沒白天沒黑夜、隨叫隨到地做工，伺候師傅，為工頭們燒水、泡茶，而且還經常挨打受罵。有一次，父親的左手被機器軋傷了，老板仍逼著他用右手繼續干活。因不滿老板的壓迫，父親便跳到別的工廠做工；老板發現后，又連拉帶打地把他弄回來。

三年學徒期間，父親不但沒有工資，生活也是非常艱苦，吃的是“蘿卜干兒飯”，睡的是地板鋪草席，蓋的是麻袋。好不容易熬到學徒期滿后，還會被要求“報答師恩”，拿最低的工資為師傅繼續做工，生活毫無保障。

在父親當學徒、做工期間，我的爺爺、二伯等家中多位親人因勞累、患病無錢醫治相繼去世。我的叔叔在上海一家電燈泡廠當童工，勞苦太重，去世時才11歲。

“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后，父親親眼目睹日軍轟炸上海、屠殺平民的暴行，而國民黨當局卻妥協退讓，簽訂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他深感憤慨，加上親眼見到工友們因戰爭流離失所、生活艱難，這些經歷成為他投身抗日救亡運動、最終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礎。

抗戰救國

在上海做工期間，父親結識了工人群體里的共產黨員，接觸到一些進步思想書籍，深受影響，感受到了“國家民族存亡，匹夫有責”的愛國精神。

父親曾在自傳中寫道：“有些傳單不完全看得懂，但對我有影響。慢慢懂得窮生活沒有保障，完全是吃人的剝削制度造成的。”

1935年，在進步知識青年的帶動下，我的父親經常和他們在上海的亭子間小閣樓里一起讀書，其間父親還加入了沈鈞儒等人領導的“上海各界救國會”“上海抗日青年團”，來參加了中共地下黨員成立的秘密讀書會。父親如饑似渴地學習，這段時間他讀了一些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教育家艾思奇的《大眾哲學》，還學習了狄超白的《政治經濟學講話》、柳湜的《街頭講話》等書。

父親曾這樣記述當時的情景：“他們借書給我看，一起學習，一起討論救亡運動。”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目睹日軍侵華暴行，父親積極報名參加蘇州紅十字救護隊從事抗日救國工作。一次，一列滿載彈藥的火車剛停在蘇州火車站上就被敵機炸中，眼看這列火車的炸藥將全部被引爆，附近居民的生命財產受到嚴重威脅，情況萬分緊急。學過機械的父親臨危不懼，奮不顧身地跳上機車，將火車開出車站外較遠的地方，又冒著危險，把著火的那節車廂和其他車廂脫開，把十多節裝滿炸藥的車廂拉走，避免了一場災難，保護了一批前線急需的彈藥。這件事轟動了整個蘇州，中國著名社會活動家、愛國人士劉良模特地到火車站為他采訪拍照，父親的事跡在當地被廣為傳播。

1937年11月蘇州淪陷后，不愿做亡國奴的父親帶領蘇州紅十字會救護隊轉移到南京，繼續投身抗戰救護工作。1937年12月12日黃昏，父親帶領救護隊冒著日軍的炮火，和400多名傷員和難民乘船撤離南京。次日（12月13日），南京淪陷。

奔赴延安

1936年上半年，在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領導下，黨員黃諾墩發起成立了地下黨“讀書會”和“救國會”等外圍組織，領導父親等人開展活動。

經過考察，中共地下黨聯系人黃諾墩與父親談話說：“我對你很了解，你思想進步，又有膽量，是讀書會的人，我們的工作要你一起來參加！”這是父親向往已久的事情，終于可以在黨的領導下工作了，他當即表示“為了革命，就是犧牲了生命也不怕”。此后，，作為上海中共地下黨的單線聯系人，黃諾墩指派父親做了許多地下黨的工作。

據《上海青運史資料》記載，我父親參加了1935年“一二·九”運動的上海工人聲援北平學生集會游行等活動，另外他還參加了上海地下黨胡喬木等為營救“七君子”組織的工人保護隊。西安事變后，在上海的“反汪”運動中，黃諾墩組織父親等人參加了上海地下黨組織的活動，如在汪精衛返滬下船乘車的沿途書寫“打倒日本走狗汪精衛！”的標語及散發傳單等。

1937年上海淪陷，父親離開上海去蘇州徐家坊廠做工，但與中共地下黨黃諾墩等一直保持著聯系。其間冒著生命危險參加了蘇州先進青年辦的流通圖書館及其組織的一些救亡工作，如救亡歌詠訓練班等抗日活動的開展。

后來，劉良模得知父親盼望去延安的想法后，就把他介紹給時任長沙八路軍辦事處負責人的徐特立，經長沙八路軍辦事處組織審查后，我的父母一起奔赴延安，實現了他們堅定不移跟共產黨走的愿望。

1938年3月，我的父母到達延安，他們像所有奔赴延安的熱血青年一樣，為慶祝自己的新生、表達投身革命的決心，由組織幫助改了名字，我的父親改名為羅坦，我的母親宋啟忠改名為于影。1938年7月，父親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在抗日軍政大學、工人學校、馬列學院學習。

軍工報國

1938年1月1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舉行的延安工人制造品競賽展覽會開幕式上的演講中指出：“過去抗戰部分失敗，我們的國防工業不如敵人也是一個原因，將來要最后戰勝敵人，一定要發展國防工業。”1938年3月10日，中共中央軍委軍事工業局（簡稱中央軍工局）在延安正式成立。從此，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兵工事業逐步發展起來。

因為我父親擁有來自上海產業工人的經歷和技術，1941年9月從馬列學院畢業后，他被分配到延安中央軍工局手榴彈廠，后任總務科科長，從此再也沒有離開過黨領導的軍工戰線。

1939年4月25日，陜甘寧邊區機器廠造出了陜甘寧邊區第一支步槍——無名氏馬步槍，這也是我軍軍工史上自己制造的第一支步槍。到1944年，陜甘寧邊區軍工廠由最初的一家發展到八家左右，人員由幾十人發展到1300余人，生產方式由手工操作發展到使用機器設備，生產的產品從最初的武器修配，逐步發展到制造武器、彈藥、火炸藥，形成了相互配套、比較正規的軍工生產體系，為前線設計制造了諸多設備：便于攜帶的小型車床、銑床、刨床等機器、復裝子彈的機器、生產擲彈筒彈和“75mm”、“82mm”迫擊炮彈等機器設備等，為前線部隊提供了強有力的裝備保障。

1945年9月，父親被派往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后勤工業部擔任工程科科長，兼任第四兵工廠副廠長。期間，父親發揮在上海、延安積累的機械電器維修技術和物資配套管理經驗，建立了一系列制造工藝程序、操作守則，并因陋就簡制造加工設備，推動兵工廠的工程建設。

新中國成立后，我父親先后被組織派往全國多地從事軍工研發、制造工作。1975年任六機部副部長，參與組織領導我國第一代核潛艇、導彈驅逐艦、遠洋測量船隊等新型艦船研制和生產配套工作。其間，他還代表六機部向中央領導匯報過船舶工業情況。

“在搜集了解爸爸媽媽故事的過程中，我們越來越感到爸爸媽媽的偉大，他們為國家、為民族做出的巨大貢獻、付出的巨大犧牲，讓我們感到有這樣的父母無比榮耀。”蔣愛麗在《憶我們親愛的爸爸媽媽》中寫道。

“希望我們祖國的青少年能夠銘記歷史，傳承紅色基因，賡續先輩為拯救民族危亡敢于犧牲的革命精神，肩負起強國夢想的重任，把祖國建設得更加繁榮富強，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好好學習，貢獻力量。”蔣愛麗在采訪結束時向全國少年兒童表達了自己的殷切期望。

（本文圖片均由被采訪人提供）

中國少年報·未來網記者 蘇建軍